中华宝宝取名字网 《说文解字》传达的文化密码

汉字是中华文化的基石，是世界上唯一历经千年不间断的表意文字。 汉字书写着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记载着灿烂的中华文化。 汉字和汉字文化本身也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 汉字文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有关造字的传说和神话中，“仓颉造字”说影响广泛。 传说中，仓颉有“双瞳四眼”。 对于古人来说，汉字诞生的传说可谓惊天动地。

汉字是随着中华文明的发展而出现的记录汉语的一种土著文字，是独立产生的。 它们也可以称为自体字符。 5000年前的仰韶文化晚期，出现了一些刻画符号，可视为汉字的萌芽。 到殷墟甲骨文出现时，汉字已经发展成为较为严谨的文字体系，距今已有3400年的历史。 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汉字经历了两个主要的发展阶段，一个是古代文字阶段，一个是现代文字阶段。 古代文字阶段主要有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和小篆； 现代文字阶段包括隶书、行书、草书和楷书。 其中，从小篆到隶书的转变是最大的系统性变革。 从隶书开始，汉字的意义变得模糊，汉字的可解释性减弱。 在汉代经学的发展过程中，近代和古代文学流派的争论非常激烈。 今文派与古文派的一个重要区别是，今文派研究的经书是隶书，而古文派的经书出自战国文字。 东汉时，许慎为弘扬国学经典，着有《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一书。

《说文》对保存下来的秦汉小篆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并做了系统的阐释，成为汉字的奠基之作，成为我国语言学史上不朽的巨作。 《说文》也是我国语言学史上第一部分析字形、解释词义、辨读读音的词典； 同时，“从世界的角度来看，《说文》也是最早的、系统的、符合科学精神的，具有民族风格的原创辞典。” （卢宗达《说文解字通论》）正如蒋良夫先生在《古文字学》一书中所说：“汉字的一切规律，都表现在小篆的形体上。象形文字是夹金文之后的最后阶段，它概括了汉字发展的一切趋势和规律，也体现了汉字结构的全部精神。” 《说文》在中国语言学和汉字发展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同时，以《说文》为中心的汉字文化，也是我们今天研究中国文化的重要依据。

关于汉字和汉字文化，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思考：比如汉字与拼音相比有哪些独特的属性？ 汉字的笔画笔画是如何体现意义的？ 《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为什么一个叫词典，一个叫字典？ 《说文》有小篆9353字，《康熙字典》有47035字，当代《汉语字典》约有56000字。 从《说文》到现在，汉字的数量增加了数倍，难道这几千个汉字之间有什么内在联系吗？ 说文小篆是如何体现中国文化的？ 这类问题我们其实可以在《说文》中找到答案。

《说文》在中国文字学史上具有奠基意义。 后世有数百种研究著作，进而形成了一个学派，称为“许学”，即“说文”学派。 对于《说文》的价值和意义，古今中外的许多学者都对其进行过探讨。 段玉才在《说文解字注》中说：“此书，千古未有，为徐先生所创。若网于纲，如丘其陵，求出处承之。”流，坚持详解。同“诗珍篇、仓颉篇、范姜篇之乱体，不可明矣。”段玉才指出，《说文》归纳部首，连贯汉字，发现了汉字的内在规律。汉字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不同于《诗珍篇》等识字教材。清代考据大师王铭生也提到《说文解字·正义序》：“着作应以徐氏为本，先学其作，后精于训诂。 故《说文》为天下第一书。 读书《说文》天下所有书不读，还是不读。 但你能掌握《说文》，其余的书都没有读过，可以说你不懂儒家。”此后，近代许多学者都强调《说文》 “文”对于汉字和中国文化的研究和管理具有重要意义。

《说文》确立了汉字的本质，阐述了汉字由义成字的原理，展示了分析汉字的基本方法，奠定了汉字的基础。 《说文》是解读古代文字的桥梁，也是理解现代文字的钥匙。 《说文》及其所蕴含的汉字文化内容丰富，理论全面，对后世影响深远。 我们主要从五个方面介绍《说文》的文化价值。

汉字是表意文字

世界上的文字可以分为两个系统。 按照费迪南·德·索绪尔（de）在《语言学通识教程》中的说法，世界上的文字只能分为表音系统和表意系统。 英文字符和中文字符在字符上是不同的。 英文属于表音字，汉字属于表意字。 通俗地说，英文是“听”字，汉字是“看”字。 两大文字体系的划分，都是从书面记录语言的本质出发的。 任何文字都是在记录语言，都有形、音、义，但文字的音义是从语言中接受的，只有形是文字所独有的。 文字是用形记音义。 人类的有声语言有音和义两个要素，而文字只能选择一个要素作为构型的依据，即文字的形体直接表现的信息不是语义就是语音。 两种书写系统的划分是根据文字的结构来确定的。

例如，中文单词“看”可以翻译成英文“look”。 “看”和“看”各有读音。 字性不同的是，汉语中的“看”字是形义可解的，是“上手下眼”的会意字。 然而，英语中look的形只是一组由字母组成的读音宝宝起名，无法分析其形义关系。 中国人有一种把汉字当作认识字的思维习惯，这是汉字本身的性质和我们读汉字的习惯相互作用造成的。 早在《左传》中就有“斗则斗”、“反则缺”、“三虫为蛊”等字形的解释。 宋代文学家王安石也有一本书叫做《字说》，对汉字的解释比较通俗易懂，但很多说法其实是站不住脚的。 现在有些人喜欢以会意的方式解释现代汉字，往往把形声字解释为会意字。 然而，这些从古至今一直存在的现象，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人习惯用理解来解释汉字的文化心理，这恰恰是汉字表意性的体现。 由于汉字的表意性，我们可以通过其字形来理解汉字记载的意义。 但是，我们不能依赖现代的简体字，必须回到小篆，甚至更早的古字，寻找古人造字的初衷。

汉字的表意性最直接的证据是，英语用字母在一维上构成词，而汉语可以用构词成分在二维上构成词。 比如英文单词的形状是每个字母的线性排列，也就是，不可能把字母上下排列或者穿插在一起。 汉字部件的排列是在二维空间中进行的。 例如，“日”在成字时，可以与“木”组成部分组合成“玉”、“气”的上下结构，也可以穿插在“日”中。 可以组合成“东”（东），也可以和“清”组合成左右结构的“清”等，汉字的排列与一维线性排列有很大区别的英文字母。

汉字的不断发展演变

在几千年发展的长河中，汉字以其特有的超地域、超方言功能和艺术魅力，为记载汉语、传承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并成为我们中华文化的瑰宝。 我们学习汉字，不仅要掌握汉字的结构特点，还要了解汉字形体演变的历史和规律。 从商代到今天，汉字的字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变化的内容繁多而复杂。

前面我们提到，汉字的形变史可以分为古代文字阶段和以秦代为基础的近代文字阶段。 两个阶段最大的变化是小篆到隶书的变化，俗称“隶书”。

隶变是汉字最大的变化。 你为什么这么说？ 这种变化至少有两个象征意义：一是隶变前的小篆，连同较早的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基本保留了造汉字的本意。 古人为什么要造字，可以从字形来解释，但是隶书之后，很多汉字的意思就很难找到了。 第二，在隶书之前，书写汉字的单位是行。 隶书之后，就形成了笔画。 现代汉字的点、横、竖、左、右、折、勾等笔画，都是隶书特有的。 小篆没有这些笔画，也就没有了后来的笔顺概念。 研究《说文》比较容易理解这种变化。

图1

比如“光、赤、卫、坚”等字，今天大多数人几乎不知道这些字其实含有“火”部首，但我们在小篆中却能看到。 小篆“光”字形是“人”上有“火”，寓意手持火炬中华宝宝取名字网，代表光明。 《说文·火部》：“光，光明。从人身上的火，光的意思。” 《说文·赤部》：“赤，南方之色。从大，从火。” 小篆“红”字“从大到火”，意思是大火的红色。 小传中的“卫”字，是提洛的原字。 邵英《群经正子》：“今俗加火炼铁。” 《说文·火部》：“卫，从上格到小格。从（见图一），他也持火，用卫神正也。” 大体意思是“伟”从上往下压，“（见图一）”（平）和“有”（手）手握“火”，意思是用火来压和伸丝绸。 小篆“间”字为注音字，“火”在下，为意符。 《说文·火部》：“煎，煮。从火，前声。”

又如今天的“淳、太、仲、丰”等字。 上半部分看起来是一样的，但是在小篆里面就完全不一样了。 小篆“淳”字上部是“艸”，表意，中部是“屯”，表音，下部是“日”，表意。 字形代表春天，太阳升起，植被生长。 小篆“太”字上部为“大”（太），表音； 下部双手捧水，表示光滑。 小篆“冲”字上半部为双手杵，下半部为“臼”，合为碾米剥壳之意。 小篆“奉”字的上半部分是一串如玉的礼物，下半部分是“手”三字，寓意恭恭敬敬地奉献东西给他人。 所以，要想弄清楚“淳、太、冲、风”的古结构理，不回到小篆是很难解释清楚的。

从古至今，汉字形变的基本趋势有简化化、分化化和规范化三种。 林允先生的《古文字略》曾专门论述过这个问题，有兴趣的可以参考。

汉字历史悠久，使用人数众多。 除了书写系统的变化外，作为单个字符，还有使用上的变化。 有些字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写法。 主要有三种情况。 ，即古今字、异体字、繁体字和简体字。 此外，自古以来，人们一直在书写其他文字，即所谓的通甲字。 上述情况都是汉字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现象，都会对古籍的阅读产生影响，需要引起重视。 这些都是汉字使用中出现的问题，需要另文分析，这里不再赘述。

汉字是一个有严格制度的符号系统

汉字从古代发展到现代，出现了上千种字形。 这样的符号可以供人使用，不能乱。 因为对于人的大脑来说，越是有规律、越是系统的东西，就越容易使用和记忆。 然而，作为一种符号系统，汉字并不像字母字符那样简单明了。

汉字系统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 其实，从《说文》开始，许慎就已经确定了汉字的系统性。 他用540个部首连接了9353个小篆。 然而，汉字的这一特点要被人们普遍接受和认可，并非易事。 其实，在认识到汉字的系统性之后，学习和掌握汉字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

汉字的组态是一个系统，学习汉字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掌握汉字的组态系统。 王宁先生在徐慎《说文》“六书”说的基础上，提出了“汉字构形说”，认为不同时代的汉字都有自己的内在体系。 从甲骨文到现在，汉字的基本组成或基本符号大致稳定，有三五百种。 《说文》共有540个部首，大部分是基本成分。 数以千计的汉字就是由这些基本的部件像积木一样拼装起来的。 汉字构形的研究是以《说文》小篆的研究为基础的。 小篆形声字已占85%左右。 通过对小篆形声字的研究，我们可以基本了解小篆的系统性。 李国英教授的《小篆注音字研究》对此作了深入的探讨。 比如“来”字，可以先拆成朱、来。 “竹”已经是具有造字意向的最小单位。 不需要拆分，细分后就变成笔画了。 没有办法解释它。 “赖”为贝壳，刺之声； “背”不用再分，“刺”又可分为从术和从刀； “束”又可分为丛目和丛口。 这样经过四次分裂宝宝起名，就可以得到五个基本的组成部分：竹、贝、刀、木、口。 它们或表达声音或表达意义，并在创建字符时用于不同级别。 可以拆分和组合数万个汉字。

许慎发现汉字的系统性，已经快两千多年了。 认识汉字的系统性是极其重要的，这对汉字的教学、汉字的研究、汉字的信息化处理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

汉字离不开中文

从清末到近代，还出现了废汉字改用拼音字的“切音子运动”。 从时代背景看，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了弱小贫困的时代。 很多爱国者在寻找救国之道，也有学者把落后归咎于汉字，进而要求废除汉字，改用切印字，即拼音字。 钱玄同和鲁迅也有类似的说法。 也有学者反对这种观点。 1908年，章太炎发表《驳改中国为世界新语说》，反对废除汉字使用世界语的主张。 清末民国以来，切印子运动一直延续到近代。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们逐渐认识到汉字不能改成拼音。

最根本的原因是汉字适合中国人。 中文同音字太多，改用拼音，书写表达会很麻烦。 1930年代，语言学家赵元任在美国写了《史诗食狮史》一文。 这是一个同音字，收录在《语言问题》一书中。 文章原标题为《诗诗狮吃石狮史》，同时赵元任还用英文写了一篇题为《石诗狮的故事》的解说。 全文每个词的普通话读音都是shi。 1960年，《施氏吃狮子史》被《大英百科全书》收录在中文导言中。 原文如下：

”诗诗家诗诗诗诗，嗜狮如命，誓食十狮。诗诗时时视市上狮子。十时，十狮上市。适时，石石在市内，石石看到十狮，仗着气势，让十狮死去。石石捡起十狮尸体，适合石室。石室潮湿，家人送来”侍者擦石室。石狮子尸。此事有待解释。”

如果用拼音书写，通篇只用“shi”，很容易造成阅读障碍。 汉字的每个单音节（包括声调）平均有四十或五十多个字。 如果只用拼音来记录中文，那么书面中文的阅读就会很麻烦。 比如我们平时问一个人的名字的时候，如果这个人回答说他叫lǐ hóng，那么他的名字是哪个hóng？ 是红色的“洪”，还是彩虹的“洪”，还是鸿雁的“洪”，洪水的“洪”，升迁的“洪”？

从汉字与汉语的关系来看，《说文》最有用的特点就是帮助我们找到汉字的本义。 而要找到本义，很多中文单词的意思就像一条线索，可以联系起来，很容易让我们掌握。 同时，分析汉字的结构和意义，对积累词汇也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比如“冀”在今天有“结、边、会、通、近”等意思，这些意思是怎么来的呢？ 《说文》中的“冀”在“府部”，意思是“壁灰叶”，即两墙的连接处。 一旦理解了“ji”的本义，就很容易理解和掌握由此衍生出来的其他含义。 又如，有些人不知道“救火”一词的由来，说如果把火“救”了，“火”岂不是越烧越旺？ 《说文·攴部》曰：救，止。随我，求声。 “存”的本义是“停止”。 《论语·八易》说：“姬氏游泰山，子曰冉有曰：‘女佛能救汝乎？’” 交锋：‘没有。’”这个内容的意思是，只有周天子和当时的诸侯王才上泰山祭祀，而姬家贵人却打算上泰山祭祀，这显然违反了礼制，而孔子学生冉有当时正在为季氏做事，所以孔子问冉有：“你不能阻止他吗？ ”冉有说：“不用。”“救”由束缚的意思引申为挽救、抢救、抢救等。

可见，汉字的性质是由汉语的性质决定的，汉字适合汉语。 学习汉语离不开汉字。 在汉语语言学研究中，不可能完全照搬印欧语言学说和其他语言学说，必须充分考虑到汉字在汉语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和价值。

汉字与中国文化息息相关

从历史上看，《说文》一书的出现本身就与当时儒家经典的发展和斗争密切相关，是文化争论的结果。

汉朝的统治思想是儒家思想，所谓“摒弃诸子，独尊儒术”。 汉初儒家经典的通俗读物就是所谓的《今文经》。 秦始皇“焚书葬儒”后，大批儒生隐匿。 天下之书中华宝宝取名字网，除法家和部分丹书外，绝大部分焚毁，敢私藏书者，一律处死。 汉朝初年，汉惠帝废除“携书法”，文帝、汉景帝鼓励百姓以重赏向朝廷进献书籍。 当时对汉代书籍的搜寻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口口相传，二是路过得到的古籍。 对于口耳相传，古人特别注重背书，所以很多人都能背诵很多古文。 这些书在秦始皇时代就有战国文字的记载，也有小传或秦隶的记载。 说到韩礼，就比较方便，也比较有象征意义。 如今本《尚书》为秦复生大夫所传，相传晁错受朝廷派往济南记录。 这样记载的《尚书》自然是隶书，这样得到的经文就是今文经典，传授这些经文的人称为“今文派”。 古经大部分在前次焚书后幸存下来，有的埋在墓中，有的藏在墙内，等等。 其中最著名的是《墙上的书》。 这些古经都是用“蝌蚪文”书写的，其实就是战国时期的文字。 这样得到的经文就是古文，研读这些经文的人称为“古文”。

汉代，晋文儒占主流，古文儒影响不大。 然而，中国古代经学学者刘欣等人上书朝廷，请求任命古文经博士。 这引起了今文经派的反对，而古文经派也认为今文经学用隶书解经，错误不少。 但金文经派却说古文经是伪造的，两派之争激化了两百年。 许慎是中国古代经典学者，他的《说文》就是为弘扬中国古代经典而写的。 经学派重视释字，要求在正确识字的基础上释经。 因此，《说文》本身就是经学之争、文化之争的结果。

学者们长期以来一直关注《说文》与中国文化的关系，自程树德的《说文集谷篇》以来不断取得成果。 对于“汉字与中国文化”的命题，王宁先生在《汉字六论》中明确指出，应该从两个层面去理解。 一是汉字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物品。 从这样一个广阔的视角，我们可以观察《说文》小篆与政治、教育等其他文化项目的关系。 二是汉字作为记录汉语的表意文字系统，在记录汉字的意义和结构的同时，也记录了中国历史文化的相关内容。 王宁先生说：“从汉字的角度来观察中国文化，是一个非常新颖的角度。通过古籍记载和考古发现来了解中国文化，我们经常看到政治经济学和思想体系中的重大问题，而汉字使用的物理结构所蕴藏的文化信息，往往深入到一些琐碎具体的细节，是对历史文化宏观问题的肯定和补充。” 从这个角度出发，通过对《说文》小篆的分析，来探究汉字的结构。 挖掘其中蕴含的意象、结构发展、分化、繁衍等文化信息，进而探究先秦文化思想，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值得我们特别关注。

赵雪晴，陕西师范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北京师范大学民俗经典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兰州大学艺术学院兼职教授。 曾任汉字学会理事、陕西省语言学会副理事长等职。主要从事汉语言文字学、汉语国际教育等教学与研究工作。 主持完成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西北地区戏曲歌曲语言文化研究”并担任首席专家。 目前主持国家语委2020年重大项目《民族通用语言在港澳地区的普及与普及研究》、2021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香港多语言使用的历史与现状研究》 Kong and Macao", and the 2022 and of the of A major of the base: " and of the Text of """ by the Folk and Text of . "Study on the of in the Five of the ", "Study on of Han Feizi", " of ", etc.